[摘要]君王为了统治的需要，垄断了具有集体行动能力的宗教，放任百姓去寻求消除了集体行动能力的个人化宗教。

《“上帝在中国”源流考》一书的作者杨鹏

日前，由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文化所、深圳西西弗书店和后院读书会主办的“作为皇家宗教的上帝崇拜”——学者杨鹏《“上帝在中国”源流考》新书沙龙，在深圳华润万象城4楼西西弗书店举行。该书作者杨鹏现场分享了他对于中国皇家宗教——上帝崇拜的研究心得。

当天出席沙龙的还有深圳社科院文化所副所长魏甫华，剑桥大学考古系博士候选人汪佑霖，深圳特区报评论员、后院读书会创会会长王绍培，江西景德镇学院人文系教授张慧敏等评议嘉宾。

甲骨文里“上帝”已经存在了

学者杨鹏介绍，《“上帝在中国”源流考》，是他正在准备的另外一部大书的前期理论铺垫。“这本书主要是对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上帝’的信息进行梳理和分析，然后站在‘上帝’的基础上对中国的思想史展开分析。从‘上帝’这个角度去看待中国思想史的学者很少，这是我一个初步的尝试，希望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上帝学’、‘上帝神学’。”

在杨鹏看来，讲到“上帝”这个概念，大家就会想到基督教。其实“上帝”这个概念，本来是中国本土宗教的概念，在商朝的甲骨文里，“上帝”已经存在了。“一直到清朝结束，‘上帝’祭拜一直是君王朝廷的宗教传统。在商朝甲骨文中，称至高神为‘帝’或‘上帝’。到周朝的时候，称至高神为‘帝’、‘上帝’、‘天’、‘皇天’。‘上帝’与‘天’，是对同一至高神的称呼，异名同谓。至高神‘天’的概念，也存在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用语中，比如‘听天由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一切由天定’，故‘天’是命运的至高主宰。”

然而，敬“上帝”，敬“天”，这是中国君王朝廷几千年的传统。但为什么“上帝”成了基督教的概念呢？杨鹏解释，明清时期来华传教的利玛窦等人，用“上帝”、“天主”来翻译《圣经》中的至上神，从此“上帝”这个中国本土至上神的宗教概念，就逐渐成了基督教至上神的概念。“利玛窦等人用‘上帝’来翻译《圣经》，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上帝’概念，与基督教至上神的内涵相同，可以用‘上帝’来翻译。由于基督教的发展，在中国百姓的意识中，‘上帝’就等于至上神了。”

此外，杨鹏还表示，中国人在社会生活中，特别强调集体主义，但在宗教领域，是极端个体主义的，这是一个有趣的社会学现象。他说：“中国传统宗教信仰中，最具公共性的信仰，就是上帝信仰。君王为了统治的需要，垄断了具有集体行动能力的宗教，放任百姓去寻求消除了集体行动能力的个人化宗教。基督教进入中国，与传统的中国君王垄断上帝崇拜有内在矛盾。人人信上帝，就是人人皆天子了。人人信上帝，就意味着信上帝的人们有了共同信仰对象，从而有了集体行动的能力。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政治——宗教结构，公共性的宗教归天子，个人性的宗教归百姓。公共性的宗教的大众普及，是公共领域人与人平等的重要条件。”

孔子有超越“鬼神”的更高信仰

值得一提的是，杨鹏对孔子的信仰进行了分析。“孔子对鬼神的态度是回避。但孔子回避鬼神，并不能因此说孔子没有宗教信仰。要弄清孔子这方面的思想，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在孔子时代，‘鬼’、‘神’是什么意思，在孔子时代，‘鬼’指人死后的灵魂。即便今天，我们中国人都隐隐约约觉得，人死后还以某种方式存在，所以仍将清明节去扫墓视为大事。如果清明不去扫墓，人们会觉得欠点什么，这就因为相信仍然有‘鬼’存在。”杨鹏说，“此外，在孔子时代，‘神’指的是自然神，如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并不是今天大家心中的‘神’的概念。今天中国公众心中‘神’的概念，更多是指基督教流行以后的‘神’的概念。”

他认为，孔子所说的“敬鬼神而远之”，众人把孔子这句话理解为孔子没有宗教信仰对象，这是误解。此话意味着要求远离“鬼”（祖先崇拜）和“神”（自然崇拜），这正好不是因为孔子没有信仰，而是因为孔子有超越“鬼神”的更高信仰，所以他才开始对“鬼神”采取了远离的态度。“孔子是信天的，是信上帝的。《论语》上记载：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所以，在孔子心中，‘天’是至高无上之神，如果获罪于‘天’，其他任何神都帮不了你。”

杨鹏表示，孔子“敬鬼神而远之”，是要告诉人们要信仰“天”，而不要去敬“鬼神”。“‘鬼神’是低级的东西，祖先崇拜和自然神崇拜是低级的，不值得崇拜。孔子性格温和，他不像沙漠中的犹太人摩西那样个性暴烈，对敬拜鬼神的人大开杀戒。孔子是告诉人们要‘敬鬼神而远之’。虽然他们的性格气质不一样，但在超越‘鬼神’、升向至上神这个方面，他们的取向是一样的。”

对理解自身文化传统非常关键

围绕杨鹏对于上帝崇拜的阐述，深圳特区报评论员、后院读书会创会会长王绍培表示，“上帝在中国”这个说法非常有意思。“首先说明我们中国传统中也是有‘上帝’的；第二，这个外来的‘上帝’和中国传统的‘上帝’是一回事吗？第三，利玛窦在把《圣经》翻译成中文时用了中国本来就有的‘上帝’，让中国人的主体性得到了安顿。”

“吕思勉的《吕著中国通史》谈到过宗教信仰的等级化。他说从氏族到封建，宗教家的一个工作就是把神灵分类，并理出一个尊卑贵贱的关系来。《周官·大宗伯》的分类是：一是天神，二是地祗，三是人鬼，四是物魅。天神包括日月、星辰、风雨等，但又有一个总天神。《礼记·王制》说：‘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其境内名山大川。’ 《说苑》一书亦说：‘天子祀上帝，公侯祀百神，自卿以下不过其族。’这就是杨鹏先生所说的君王垄断了上帝崇拜，也就是宗教信仰的权力等级化。”

深圳社科院文化所副所长魏甫华则认为，杨鹏通过对中国典籍的梳理，发现了中国也存在过一个“上帝”，其内涵和《圣经》里的上帝一样。这已经有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证据，实际上对我们如何认识自身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涉及到近代以来中国语言和概念的污染问题，这已经导致了我们理解自身的文化存在断裂意识。所以，杨鹏先生梳理中国典籍中很多基本概念的本来含义，实际上对我们理解自身文化传统是非常关键的。”

然而，江西景德镇学院人文系教授张慧敏却持有另一番看法。“我不认同作者所言的中国‘宗教的个体性’之说。杨鹏先生要强调的是宗教情绪凝结成的‘集体的组织能力’，且认为中国权力建制中有‘摧毁组织能力’之迹象。关于这点要厘清的问题很多，一时难以说全，仅举几点：其一，尽管在基督教的上帝膜拜中似乎出现某种‘集体’情绪，但不要忘记了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强调的个体直面上帝之举。其二，貌似教会中的兄弟姊妹的大家庭之‘家’，其实存有对个体之家的否决（圣经中有耶稣对圣母之言）。也许杨鹏先生之‘摧毁’论来自当下政治与宗教的某些微妙现实，但对于‘源流考’偏离了论证之实。其三，关于‘祭天’、‘拜地’，一神与多神之论，可能需要审度。”张慧敏说。

杨鹏著作

在《“上帝在中国”源流考》一书中，学者杨鹏对中国典籍中的“上帝”崇拜进行整理，并以此视角对中国思想史进行一次特别角度的分析，这在中国思想史分析中可能还是第一次。日前，杨鹏在参加完《“上帝在中国”源流考》新书沙龙后，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据了解，杨鹏的研究领域为古典哲学与公共治理，著有《成为上帝》、《东亚新文化的兴起——东亚经济发展论》、《老子详解——老子执政学研究》和《为公益而共和》等作品。

“上帝”信仰主要体现在儒墨两家

《文化广场》：“上帝”在中国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词，人们一般都认为“上帝”是属于西方的神，您为何会想到来寻找中国的“上帝”？

杨鹏：“上帝”是中国本土宗教概念，最早出现在殷商甲骨文中，是殷商君王祭拜的最高的神，中国的至上神。以后中国历朝历代，君王都祭祀“上帝”。明末清初，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他们认为中国经典中的“上帝”内涵，与《圣经》中耶和华内涵相同，因此他们用上帝来翻译了《圣经》中的至上神。随着基督教的流传，“上帝”逐渐成了基督教的至上神概念。我来寻找中国的“上帝”，是启示的结果。“上帝”是超越性和普遍性的，对“上帝”的认识，在犹太人中转化成了《圣经》。古代中国人，对“上帝”也有认识，这些认识的元素散见于中国经典之中。

《文化广场》：其实中国是有着传统的上帝观，比如又将上帝称为“天帝”、“天神”、“皇天上帝”等，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上帝”在中国经过了怎样一个演变过程？

杨鹏：殷墟甲骨文中，称之为“帝”或“上帝”。周朝典籍《尚书》、《诗经》中，称之为“天”、“帝”、“上帝”、“昊天上帝”。中国二十四史等典籍中，混称为“皇天上帝”、“昊天上帝”、“上帝”、“天”、“上天”等，偶尔也称“天帝”。周朝称“天”、“上帝”以来，几千年没有多大变化。

《文化广场》：您在书中主要梳理了中国典籍中的“上帝”信仰，那么，儒家、道家、墨家对“上帝”的信仰分别有何差异？

杨鹏：“上帝”信仰或“天”信仰，主要体现在儒家和墨家之中。孔子和墨子，都是信“上帝”的。孔子与墨子的不同，是孔子“敬鬼神而远之”，超越了祖先崇拜和自然神崇拜，孔子的信仰精神已向“天”一神崇拜发展，但墨子还沉迷在殷商以来的“上帝崇拜+自然神崇拜+祖先崇拜”的多神宗教信仰中。老子是“敬天尊道”的，但总的来说，道家后来形成以“道”为尊的思想，不敬天，不尊帝。

君王垄断“敬天”带来特权与压制

《文化广场》：“昭事上帝”的学问大概在董仲舒以后就基本停息了，但其仪式仍在延续，您认为这种仪式对中国文化信仰的构建发挥了怎样的影响？

杨鹏：周朝的治国理念，是“敬天保民”。“敬天”，就要祭祀皇天上帝，“保民”就要抓军事国防，以后历代王朝，都遵守这一传统。历代王朝，祭祀上帝是君王义务。北京最壮观的古代建筑，一是长城，这是“保民”，二是天坛，这是祭祀皇天上帝的所在，这是“敬天”。

《文化广场》：就我的阅读范围，很少看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真正对“上帝”做过详细的探讨，这是为什么呢？

杨鹏：这与天子垄断上帝祭祀有关。天子是奉天承运的上天之子，天命在身，是上帝选择来治理天下万民的，是上帝在人间的唯一代理人。君王在祭祀上帝时，是以臣自居的。某种程度上，天子是唯一的大祭司，只有君王才有权与上帝沟通，也只有君王才能传上天之意。中国知识分子只是天子门生，是替天子办事的臣仆，他们无权与上帝沟通，无权传达天命。你会看到，《圣经》中，先知或祭司是直接与上帝沟通的，是先知和祭司在传达上帝旨意。《圣经》中，是政教分离的，但中国历史是政教合一的，君王即是上帝之子，既是世俗权力的代表，也是宗教权力的代表。知识分子之上有君王，知识分子揣摩的是君王之心而非上帝之心。君王隔开了中国知识分子与上帝的联系，长期下来，中国知识分子就只善于向君王写折子建言，不会向上帝献颂诗，更不会以上帝之名纠正君王。

《文化广场》：“敬天崇祖”是中国文化中最基本的信仰要素，但有时也被统治者所利用，以致压制了老百姓的身心自由，您如何看待这种“上帝”崇拜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的影响？

杨鹏：“敬天崇祖”，这是中国的信仰传统。之所以可能会成为压制百姓自由的东西，是因为君王对“敬天”的垄断，这是最大的特权，信仰的特权。全中国，天坛只有一个，只属于君王。不是“敬天”带来不平等不自由，而是君王垄断“敬天”带来的特权与压制。平等，要从宗教开始，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开始。人人皆有权信上帝，人人皆有权成为上天之子，人人皆天子。

“天人合一”的核心是“信仰上帝”

《文化广场》：提到“上帝”，肯定也离不开对“天人合一”的讨论，您将“天人合一”理解为“崇拜上帝+顺应自然”，如此解释是不是忽略了对人的重视？

杨鹏：“天人合一”的两层意义，就是“信仰上帝，顺应自然”。正是因为对人重视，才希望人能够“信仰上帝+顺应自然”，这是对人的生命的最大护佑。

《文化广场》：自古至今，“天人合一”的思想可谓是东方文明普遍的表述，而钱穆先生曾讲到“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您认为“天人合一”的思想至今对人们仍有哪些启迪意义？

杨鹏：钱穆对“天人合一”只理解对一半。钱穆不明白，“天人合一”的核心是“信仰上天”、“信仰上帝”。追求“天人合一”，是因为“天人分离”了。天人分离了，人与上帝分离了，人与上帝的自然之道分离了，生命空洞而危险，所以要“天人合一”。

《文化广场》：如今随着科技愈加发达，社会上似乎出现一种离开“人”来讲“天”的思想，我觉得从人类生存角度来讲，这种思想潜伏着巨大的危险。不知您如何看？

杨鹏：唯物主义认为，一切宗教，一切意识形态，都只是人的生理和物质需要的反映。唯物主义，就把人唯物了，把人当成了动物。唯物主义不理解，人性之中，有灵性的一面，超越物质的一面，有与超越性力量合一的一面。人是灵与肉的结合体，唯物主义只看到肉，结果就只把人导向肉。

《文化广场》：当下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其实都是暴露出中国人信仰缺失的问题。您认为这种精神信仰缺失的根源出在何处？有没有办法可以挽救？

杨鹏：当年经济缺失，是因为经济不自由。信仰缺失的根源，在于信仰不自由。坚守《宪法》中对宗教信仰自由的陈述，开放各种宗教的探索，无论是老宗教还是新宗教，只要不违背法律，应有自由的空间。有了宗教自由，才有宗教精神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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