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即他者。”——兰波

“天道远，人道迩。”——孔子 

自从现代化、全球化（19——21世纪）以来，中国始终是世界的一个问题。由于这个问题的持续存在，使得“中国的崛起”反而成了当今世界最为头疼的“发展”悖论。一方面，中国不崛起，不符合全球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所以美国历任总统总在反复强调希望中国走向真正繁荣。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对于中国的期望既是真心话，也是一种请求，但不等于让中国“放任自流”。因此，在西方国家的现实政治中当然会存在一些“遏制中国”的声音。但其背后的指向都是一样的：希望中国真正成为“国际大家庭之一员”，害怕中国成为异类。这应该是常识，但可笑的是，在“民族主义”的障眼法大话中，凡“遏制”者都是“敌人”。】

另一方面，正如有识之士看到的那样，“中国的崛起，把全球的平均文明水平拉低了。”这个断言暗示了这么一个事实：中国仍然不是文明国家。“中国的崛起”很可能是一种假象。这样的“中国崛起”使得全球化需要应对日益繁琐的“中国问题”，从而让其他国家付出越来越沉重的代价，并因此拉低全球的平均文明水平。例如，最近一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无论怎么说，都与“中国崛起”有关。

那么，“中国问题”究竟是指什么？它真的有那么可怕吗？本文认为，对于当今世界而言，“中国问题”是指：中国是脱离“全球社会体系”（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提出的概念）的异类；中国是一个无视甚至破坏“普遍法则”的国家。尽管中国加入了许许多多的国际组织、条约、公约等，而且口口声声地说“要与世界接轨”，然而，在西方看来，中国一直以来就是一个“不懂规矩”并且“不守规矩”的国家。所以，最后的结果是必然如此的：既然你是一个不讲“普遍法则”的国家，你中国就得在世界经济文化交流中付出代价。因此，中国人一方面“任劳任怨”地为全世界（包括落后的非洲等“第三世界”）打工，一方面满腹牢骚地喊冤或者耍赖。当然，最终被害惨了的还是中国国内的“老百姓”。

这是中国人假“聪明”、自欺欺人酿造的一杯苦酒！明明国际大家庭在期待你并且希望拯救你，你自己打肿脸充胖子硬撑着不说，还想争做“世界第一”。这就像一个醉酒的人，大家都劝他不要继续喝了，他却在嚷嚷：“接着喝！你们都不是我的对手。”国际交流与竞争其实并没有什么玄奥的学问，不过就是尊重“游戏规则”而已。参与游戏的人，首先要懂得并且遵守“游戏规则”，其次要有自知之明。

遗憾的是，中国人既无自知之明，更不会懂得并且遵守“游戏规则”！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并不懂得、更不会制定什么“普遍法则”！这个事实，很滑稽可笑，但是也很残酷。因此，这是一个“血淋淋的事实”！中国人不仅在国际交流中饱受窝囊气并且遭人嗤笑，就是在国内，由于没有“善法”（即，好的“普遍法则”）的缘故，中国人之间也相互干仗、彼此投毒。没有规则或者不讲规则的结果，就是经济交易成本和社会治理成本奇高，中国成了社会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这一点，现实中有大量的例证，不胜枚举；不信的话，出门就是，你看不到几个人真的是按照法律办事的。也因此，中国社会有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每个人都在抱怨“没有自由”，但另一方面每个人都在争取我行我素的“老子天下第一”的极端自由。

关于中国人不讲规则这一点，其实早就有了理论上的阐释。除了早期的西方传教士们关于“中国人自私自大”的观察外，美国著名汉学家郝大维与安乐哲在《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一书中的理论证明更加具有说服力：“在中国文化中表明缺少普遍法则的证据到处存在：神话即历史论的神话学，从中推演出具体的历史事件；将神性视为特殊人物的精神性的直接扩展的思想；关于‘理’的思想，理是依靠具体的、历史的合理性实例而形成和加以维护的；以特殊的历史榜样为例阐述道德；认为知识和实际效用不可分离的思想；自生的文化同一性造成只关注内部事务的倾向，以至于产生对外部事务的反感和恐惧，等等”。

郝大维与安乐哲的论断告诉我们，中国人一方面自私自大，一切都以自己为中心；另一方面却胆小怕事，遇到问题总在企图一走了之，或者袖手旁观之。实际上，这看起来矛盾的两点仍然是统一的：都是无视他人的结果。无视他人，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普遍法则”。所以，在中国，真正的“好人”从来都不是榜样，“坏蛋”才是真正的楷模。因为天才的崇高追求往往离我们太远，而坏蛋的追求最容易激起我们内心中的世俗欲望。所以，中国人就像一群“无我”的幽灵，总是一窝峰地去干坏事，并且擅长用“法不责众”自欺欺人。

进而言之，中国人不讲规则的根本原因，就是郝大维与安乐哲所说的“中国文化没有超越性”。由于没有超越性，中国没有知识论（即，理性的认识论）；而且，由于没有超越性，中国也没有伦理学。郝大维与安乐哲认为，“中国人的经验，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在许多方面都一直是一面镜子。孔子的对手并不求助于道德理性基础上的道德形而上学，而是在道德市场上对道德‘讨价还价’。道德好像是一种土特产。在中国传统中，规范和结构出自特殊的环境，其问题不是怎样把抽象的原则引进世界，而是怎样向外扩张规范，使它们可以适用于更广阔的可能社团”。

也就是说，中国人总是妄图外界“就范”于“我”。“我”就是实质上的“大爷”、“家长”、“帝”或者“王”。由于不讲规则甚至没有规则，于是，十几亿“大爷”、“老子”将这个中国折腾得不亦乐乎！社会由此而沙化。所以，几千年过去了，中国人在精神上仍未出世。这一点也不夸张。好在我们遇到了以和平为基调的“太平盛世”（西方文明主导的世界新秩序），否则，中国人仍将是诸侯割据，每天都在刀刃相见、兄弟残杀。当今中国虽然表面上“和谐”，实际上仍在延续诸侯割据的政治经济格局，只是真枪实弹的残杀有些收敛。

荒诞的是，一部分中国人居然说“西方正在衰落”、“中国正在复兴”！实际上，在中西“对抗”开始，中国从来就没有真正“复兴”过，将来也不可能“复兴”，而只能破旧立新。相反的是，西方文明在20世纪之初即已实现华丽转身。其标志性的学术事件是弗洛伊德、爱因斯坦以及量子力学等重大理论发现。在一定意义上，“二战”的“插曲”不过是传统思想残余与现代新兴伦理的最后一次肉搏性的阵地争夺战。所幸的是，最终的结局是后者完胜，西方文明由此凤凰涅槃。伦理学成为“第一哲学”，“作为伦理意义的上帝”重返人间，民主成为普世价值，“他者”哲学使得文化成为多元。世界新秩序之所以可能，正是基于这些重大理论的取得、普及和运用。世界因此有了更好的“普遍法则”和秩序。

这是知识的力量，是人类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重大转折，然而，更是信仰的力量！为什么西方能够始终把握现代化进程中的“规则制定权”？因为他们信仰“上帝”。为什么当今世界和平成为可能？同样是信仰“上帝”的产物。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上帝”并非人格化的上帝，甚至不完全是圣经传统中所说的上帝，而是当世大哲列维纳斯所说的“作为伦理意义的上帝”。“作为伦理意义的上帝”之出现，正是西方文明又一次超越自身的体现。

世界和平有赖于东西方的普遍道德觉悟。在这一点上，20世纪的欧陆哲学与英美哲学可谓殊途同归。欧陆哲学完成了从“绝对自我”向“绝对他者”的转变。英美哲学则认为，应该“抛弃把民主看作某种制度性的、外在的东西这种习惯，而养成把民主看作个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样的习惯”（杜威的论点），民主其实是道德实践。遗憾的是，作为东方的主体之一的中国并未出现丝毫的道德觉悟。列维纳斯在《<塔木德>四讲》一书中说：“人类在他们的本质上不仅是‘为己者’，而且是‘为他者’，并且这种‘为他者’必须敏锐地进行反思。”然而，中国及其国民仍然是麻木而自私的“为己者”。

列维纳斯还说：“上帝是最杰出的他者”，然而，中国人并不信仰上帝，并不知道“上帝”不仅仅是宗教的，更是政治的、伦理的甚至科学的。我们寄希望于中国的社会精英们觉悟，然而，他们比普通百姓更加的执迷不悟。列维纳斯指出：“我们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拒绝国家利益的人，即讲真话的人。”令人失望的是，中国没有这样的“知识分子”，中国只有成群结党的“知识贩子”。而且，中国人拒绝接受“人权大于主权”的现代政治原理（——在这一原理下，“上帝”拯救的不再是民族或国家，而是个人）。所以，中国的社会实践没有理性看护，也没有道德含量。没有理性，就不可能信仰。无论是神学、伦理学中的上帝，还说世俗生活、政治实践中的法则，中国人一概拒之门外。

中国人的中国式的“绝对自我”，造就了中国模式的权力本位（——通俗的叫法是“官本位”）。这种政治上的权力本位阻断了任何“启蒙运动”的可能性，并且，抑制住了任何社会个体的生命权力（包括他们的自由、创造性和独特价值甚至生命意志）。因此，政治权力人格化的结果，就是严重而畸形的人身依附关系。人身依附是一种“古代法”，它使得契约成为不可能，社会成本由此无穷大，因此，中国人要想做成任何事情，惟一的办法就是依附于权力。也因此，整个民族与国家就像老牛拉破车，并且深陷于泥淖之中。

人文精神的无法成长，就是文化的衰败，人格的残疾。中国人至今只有类型特征，而无殊型特征。中国民间尚有“一娘生九子，九子九样型”的说法，然而，当今中国人在精神上不是生育，而是纯粹的克隆。也就是说，中国人在人格发育上是不断萎缩的。而西方文明的进步体现在对“人”的不断重新认识上，因此西方人的人格塑造不断翻新和提升。文艺复兴点燃了个性解放的火种，并导致了“人的发现”。在接着的启蒙运动中，出现了“理性万能论”、“人无原罪论”等等。然后是宗教改革，人似乎在一步一步地摆脱“上帝”，走向独立自主。这种理性崇拜最终导致了英雄崇拜。因此，专制主义、极权主义应运而生。直到后现代，西方文明的不断反思终成正果。后现代主义重新发现了“人”，它认为，人类个体的异质性才是人的真正的存在；而这种存在却是由外在性所决定的，即由他者的异质性互补和对立的关系所决定的。所以，大写的“人”死了。“上帝”重新回到人间。“上帝是最杰出的他者”！

而我们中国人则斤斤于“我”，做“绝对自我”，做大写的“人”；不像西方的外在超越之路，中国人走的是“内圣外王”的所谓“内在超越”之路。在这种绝对权力意识的支配之下，中国人必然像鲁迅所说的那样，只能做两种人：求作奴隶而不得的人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人；而且，“奴才比主子更维护专制制度”。这种“主子”和“奴才”角色的奇妙统一，使得中国人在自私自利的同时，也擅长自残自虐进而自宫。要命的是，这是一种中国人人格的整体性的社会结构，在没有遭遇异质文明的致命性的“解构”之前，是难以做出任何变化的。台湾和香港就是例证。

中国人的这种“主奴意识”，而不是西方式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识，使得中国历史总是无法躲开“天花板”现象（——“天花板”是美国思想家、汉学家史华慈发明的概念，指中国人对于最高权力的无能为力），并且导致中国的知识界总是做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迷梦。而在现实的世俗政治生活中，由于公共权力无法建立起来，所以中国人的“私域”总处于晦暗不明的状态之中，于是，每个中国人都想在“公域”中捞一把、揩点油。这就导致了中国是一个表面上奉行“国家至上”暗地里牢记“私己至上”的国家。而且，这种“家”、“国”不分可谓自古皆然。从公元前2000多年的夏朝的创立者禹开始，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家长制社会。“家、国不分”亦即公、私不分，使得社会正义没有底线，而且“普遍法则”永远地付之阙如，社会治理只能“重刑轻民”，而且仅仅依靠“春秋决狱”而不是“良法之治”（此即亚里士多德对于“法治”的简洁概括）。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尽管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人不一定知道这个问题的本质所在），中国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救国论”版本，例如“武器救国”、“强身救国”、“科技救国”、“立宪救国”、“文化救国”、“制度救国”等等，尤其是五四时期的“民主”与“科学”更为激动人心。然而，直到“改革开放”，就是没有人明确地喊出“信仰救国”或者“道德救国”。即使喊了类似的声音，呐喊者也无法意识到“信仰”、“道德”本身的复杂性、历史性和“异在”性（此即，中国本无“信仰”、“道德”的传统）。包括主流的“以德治国”这句口号，也是站在中国式的旧道德的基础上的。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民间已经率先走了一步，很多人开始寻找足以化解精神生活苦闷和压力的宗教信仰。接着，一些具有先见之明的非主流学者开始关注此类现象。而在我看来，这股社会思潮首先是得益于全球化的。也就是说，中国人必须理解、包容直至吸纳作为异质文明的西方。

说了古今中外这么多的典故和事理，无非是想告诉诸位：信仰对于中国人来说，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精神需求。因为惟有信仰，才能达成社会共识，才能超越一己、一集团的私利，而形成中国亟需的“普遍法则”。试想，一群没有信仰的人，能够制定出真正的“普遍法则”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们就是连“自觉”也很难做到。一群没有信仰的人，如果掌握了“公共权力”，他们只会强迫其他人取消他们的信仰，跟着做无神论者。眼下的中国要走向真正的——作为信仰体系、道德实践、市场机制、工具理性的——民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即使某位领导大发慈悲，现在就强制推行民主制度，未来的中国仍然会遇到由于信仰缺失所累积形成的“民族劣根性”的难题。所以，无论怎么说，信仰都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在这里，也顺便澄清一些认识误区。有的人认为，信仰就是做虔诚的基督徒。这是不完全正确的。因为信仰应该是多元的，宗教狂热曾经制造过很多历史性的悲剧，而且宗教的原教旨主义至今仍在某些区域制造血腥。本文所说的信仰，既是一种超越性的认识论，又是一种伦理学的实践论。因此，信仰与理性应该是相互照应的。

另外一个认识误区是，认为中国人不缺信仰。关于这一点，刘亚洲将军的文章《怎样拯救中国人的灵魂？》足以作答。他说道：“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解脱精神上的苦难。中国人进庙宇是为了解决实际生活中的苦难。西方宗教的神在受苦，人民不受苦。东方宗教的神在享乐，人民在受苦。这就是东西方宗教最大的区别。”对于中国人什么都“信”，他总结道：“什么都信，恰恰就是什么都不信。中国人心中没有永恒的神的位置，再说深一点，就是没有终极性的文化精神追求！这种人是不会把自己的关心范围扩大到家庭、甚至个人以外的。如果扩大出去，一定就是伤害别人。这样的民族怎么能不是‘一盘散沙’？”巴金也在《小人、大人、长官》中归纳道：“对长官的信仰由来已久。多少人把希望寄托在包青天的身上，创造出种种离奇的传说。”诚哉斯言！

中国人如何“仰望星空”？信仰也！惟有信仰，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且，信仰（自由）是长久之策。惟有认识到这一点，中国的社会转型才会出现实质性的启动。抱残守缺，泥古不化，自高自大以致作茧自缚，都是毫无前途与希望的。也只有信仰，才能拯救中国人于水火之中，成为真正的“人类之一员”，并且让中国从此摆脱种种不光彩的国际形象和人格特征。

这，就是本文所强调的“破旧立新”而不是继续的毁坏下去。信仰，几乎横跨任何社会领域。信仰，联接着文化、制度与人心，直到自然系统、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信仰，将极大地化解社会转型所需的政治成本，甚至降至为零。信仰，也将是未来中国最大的“生产力”和“软实力”。信仰亦将彻底激活中国人几千年不得排遣的聪明才智与道德勇气，让“中国要为世界做贡献”（毛泽东）成为不久的现实，从而形成未来人类社会的巨大思想宝库。因为中国人由于没有信仰，的确压抑得太久太久了！

（编者按）这篇文章转载于基督教以外的网站，他说出了很多中国人不敢说的话，内容保持原貌，希望本会的弟兄姐妹不要以安息日会所认识的亮光来看待这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