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人宗教信仰”调查，这个从属于童世骏教授主持的“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课题的项目，做起来非常棘手。

    在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社会，宗教信仰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有着与过去相比怎样的影响?调查的难度超乎想象。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刘仲宇教授是这个调查项目的主要撰稿人，梳理过相关的全部数据。他说：“宗教信仰仍是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一个社会产生的影响，是不容忽视和回避的。”

    对于这个差不多是近几十年来首次正面涉足宗教信仰这一敏感领域的社会调查，年近半百的童世骏教授、几十位知名学者以及数百名一线调查员，明知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困难事，却仍然投入大量精力，耗时整整三年。

    宗教需要在增长

    对大多数人来说，宗教信仰很神秘。而以此类推，拥有宗教信仰的人似乎也很神秘。周恩来总理曾说过，“中国的宗教徒有几千万，如果加上在家里信教而不到寺庙去的就更多，差不多有一亿了。”

    而现在的情况呢?

    童世骏教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根据课题组在2005年暑期实施的调查，在年龄为16周岁以上的中国人里，具有宗教信仰的人数为31．4％。如果按照目前的人口比例来推算，中国具有宗教信仰的人口约3亿。这一数字大大高于以往常说的“约一亿多人信教”。

    课题组不光调查了“量”，还考据了‘质’。从调查结果来看，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道教的信众占到总数的67．4％，占到了绝对多数，信仰世界上其他宗教的占6％。也就是说，信仰宗教者中，信仰经过合法登记并且有全国性合法组织的五大宗教的是绝大多数，他们构成了当代中国宗教徒的主体，

     调查还求证了中国存在着一种非常“特殊”的宗教徒。他们信奉“民间俗神”和信仰“祖先保佑”，其人数高达26．6％。这恐怕是中国宗教独一无二的现象，学术界将之归为民间信仰，也是中国传统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代中国人中信仰宗教者绝对数量以及在人口中比例的增长，说明宗教本身在民众精神生活中所占的比重有所增高。同时，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看，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就有一个宗教复苏的阶段。到了20世纪末，中国宗教的复苏转到正常的发展。当时便有人断言：宗教的发展已是一个事实。到这时起，可以说，人们的宗教需要开始得到越来越正常的表述。”刘仲宇教授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刘教授还特别指出，在进入本世纪后。宗教的发展似乎有加速的趋势。

    “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中国传统佛教、道教的发展，和民间信仰的重新登台。就在我们的调查中，这几方面加起来达到信教总数的66．1％，如果放到总人口中，大约达到2亿多人。”

    再有就是加多年来发展最快的基督教。在进入本世纪后的发展速度仍不减，很快从不足1000万迅速达到1600万。

    “这还是教会宣布的数字，而实际上它的数量更多。据我们课题组的调查，在样本中选择信仰宗教的人中，信仰基督教的有12％，依此推算，中国的基督徒当有4000万人以上。”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有一段经典表述：“一切宗教都只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的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非人间力量的形式。”问题是，这种外部力量是什么?它又怎样形成了这50年来中国宗教徒数量的成倍增长?

    这种对宗教的需要又说明了什么?

    刘仲宇教授的另一个身份，是上海宗教学会的副会长。对这些问题，他先做了这样一番说明：宗教的社会根源之一，就是生产力的落后，人们对于天灾人祸的抵御能力差，因而产生对于不可捉摸的命运和超自然对象的崇拜。

    “当前我国的生产力状况有没有足以达到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地步呢?恐怕谁都会做出否定的回答。因此，在我国，生产力水平的状态，将长期对于民众的宗教需要起作用。”

    调查数据也显示，虽然那些往往被定性为封建迷信的“治病’’、“消除灾祸”、“保佑顺利”已经不占信教原因的最重要地位，但加起来，仍有28％的信教者将之列为信教原因。

     “实际上，许多经济的根源，经常是以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方式在起着作用的。比如，现今大量的烦恼、浮躁、紧张等社会心理，常常成为通向宗教的心理原因。而它们背后还是与当代社会生产力不够发达、生存压力大、生活保障程度低有着直接的关系。”

    刘教授特别强调，尤其我国农村生产力还相当落后，靠天吃饭的情形远未改变，因此，在农村，崇拜神明祈祷他们帮助度过天灾的传统信仰，保留得更多。

    “我们在江西、湖北等地考察时，发现久违了的龙王庙、虫王殿有不少的新建、新塑。”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生产力不发达，就等于贫穷，贫穷才产生宗教。只要人们富了，就会降低对宗教的热情这种逻辑，坦白说，很幼稚。”刘教授说。

    “生产力的不发达固然会导致贫穷，但贫穷在更大程度上却是社会制度的产物，而且即使生产力发展到相当高度，社会上仍会有贫穷群体存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了这一点。”

     调查结果也证明，当代中国人在富起来的同时，对宗教的需要并没有消除，且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沿海先富起来的地方，也是宗教恢复和发展较快的地方。

     信众趋向年轻化

     对于信众数量的激增，也许有人会将它与“老龄化社A'’联想起来。毕竟，在大多数人印象中，宗教信徒的形象通常都是些退休后，无所事事的老公公老婆婆。

     这种“联想”有一定的道理。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在1996年或此前，60岁以上老年人是上海信徒的主体，其中有些是因病信教，而其中也有—个重要原因是“为了摆脱孤独的生活和心理’’。

     这些老人往往在退休之后，很容易产生孤独感和精神空虚，为了排忧解闷，寻求社会交往，得到关心和理解，他们参加教会的礼拜读经活动，并经常自发聚在一起作祷告、以填补精神空虚和孤独感。个别老人在信教之后，还会对年轻时所作的错事加以忏悔，按教义认真检点自己的言行，表现出对死后的企盼。

    “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逐步恢复宗教活动，直到上世纪的最后10年，信教的群众都以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为多。这一现象，主要由历史原因所造成。从50年代起，政治运动不断，一些宗教界有近30年的时间没有授徒，所以一开始恢复宗教活动，教职人员中老人占了绝对多数，在宗教场所的管理，宗教事务的开展等方面都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更不用说宗教文化的研究了。而在一般信众中，开始时也只是老信众起劲，这部分老信众，有不少是所谓‘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刘教授分析。

    但课题组认为，当代中国人宗教需要的产生，信仰选择的动机形成，还有一定的心理根源。其中，老龄化社会到来是其中一点，可与信徒数量激增并非是直接的关联。因为通过三年的调研，有一个特征越来越明显，即现在中国宗教信众已逐步趋于年轻化。

    从年龄与宗教信仰的交互分析中可以看出，16至39岁的信众共889人，占全部信教样本人数1435人的62％，而55岁以上的则只有137人，占总数的9．6％。如果依照习惯将女性退体年龄55岁以上的算作老年人，那么40岁以下的青年和中年人在信众中的比例大大高于老年人；如果按照60岁以上才算老人的算法，就只有82人，占5．7％，差距则更大。这种情形，与人们以前印象中信教群众中老年人多的结论颇为不同。

    而即便是在中老年信徒中，让刘教授感到有趣的一个现象是，“到了上世纪最后的l0年，中年教徒的比例突然有所增加，这部分人原来从50年代开始接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却开始信了以前在课堂上或观念中受到斥责的宗教。这在当时其实就已经引起注意。”

    但不管怎样，当前信众的年轻化已是事实。从社会层面看，中国的宗教正有一代年轻人源源不断地为之输送信徒。宗教的存在仍然会是长远的。而从个人层面看，则现今的年轻人中，虽然他们正在使用的，是前人无法想象的科技产品，但对于宗教的兴趣却日益增强。在他们的精神生活中，宗教也似乎已渐渐显露其在未来的影响力。

    而对于这一现象的产生，刘教授认为，中国半个多世纪来的剧烈变化，让人们失去原有传统的同时，不得不面对道德水准的滑坡，人情的淡漠，人际关系的疏离，以及随着巨大经济冲击力而来的西方文化，手足无措。这些情况都不断促使人们寻找新的精神寄托。

    “这类回忆，在精英层，便是所谓的文化自觉，在一般的民众那儿，就常常是一种情感的归依，一种风俗的重现。简而言之，这几年来在中国的各个阶层，都以不同的形式显示出了回归传统的心态。这种回归，表现在宗教领域，便是中国的传统宗教佛、道两教的发展势头日益高涨。而除了回归传统心态外，这种高涨，似平还有着某种规律性的东西在背后发挥着作用。比如说对于被破坏得太多的传统道德的向往、怀念的倾向……这些都是宗教在当今社会里还能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基础。”

    新型信仰“接财神”

    观察全国各地寺庙宫观的发展情况，是刘仲宇教授长期的工作内容之一。在以往针对上海的一项调查中，以上海城隍庙为例，这里每年正月烧香人数的增长十分明显。而据庙里提供的材料，2000年后，初一进香的人数逐年增长，且其速率也有提升之势。21}01年为9127人，2002年12767人，2003年17808人，2004年18206人，2005年18905人，2006年则达26811人。增幅最大的是2006年，比上—年增了41％强。

     这些香客未必都是真正的信徒。那么，越来越多的人都跑到庙里烧香又是为了什么昵?刘教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便是一个当代宗教信仰对于中国人的实际生活究竟起了些什么具体作用的问题。

    从课题组的相关调查情况来看，最多的信教原因是“告知做人道理，与人为善”，占回答总数的24．1％，“精神充实，心境安宁”，占总数的20．3％，“宗教文化感人”的占4．90／0，这三项原因，都相信入教之后对自己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有直接的好处，三者之和达到49．3％，几乎占了一半。足见当代信众的信教，有明确的精神追求。

    在其余的信教原因中，有的调查对象介于种种原因没有直接地讲出精神需求，但基本上还是与疏解生活中的困难以及由之导致的心理失衡有关。比如为了“消除灾祸’’、‘保佑顺利”和“为了治病”的合起来有28．5％，也占有不少的比例。

    “毫无疑问，宗教在当代人的精神追求、情感安顿上仍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刘教授说，“当前社会心理，具有某种紧张，并非秘密。许多人，尤其是从事高风险工作的，以及工作极为紧张的如许多大公司的白领等，常流露出太累、太烦的感受，便是表现。这种紧张，很大程度上是与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般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和安全感下降有关。”

     刘教授所说的“突发事件”，放到历史中看，是指“突发事件”造成的心理恐慌，是人们跑到宗教场所要求解脱、消除、缓解的重要缘由。

    “人们在生活中难免会碰到突发事件的冲击，有时是自己完全无法规避的无妄之灾。受到惊吓的人们常常形成难以抑制的恐惧、焦躁、抑郁，对生活丧失信心，有时甚至会发生一时的精神疾病。这时的人们，常会到各种宗教中寻找安慰。这种安慰，当然只是心理上的，但却对当事人恢复心理平衡有重要作用，在这种场合，宗教客观上起着替信众消除恐惧、重新恢复信心的作用。”

    但除了惯常需求之外，课题组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当代中国人对宗教信仰功能的需求有了一种‘‘新型”的发展，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如今兴旺于中国各地的“接财神”现象。

    由刘教授提供的资料显示，无论是北京白云观，还是重庆新辟的官观，不分南北东西，几乎都可以看到热烈的“接财神”活动，有的甚至近乎狂热。

    在许多卖神像为主的工艺品商店里，最好卖的通常是三种神像，观世音、关圣帝君、财神爷。

     财神在传统宗教中神仙谱系的座次和地位，着实不算高。清代民间最盛的三位神圣是关帝、吕洞宾和观世音。但如今，刘教授甚至在一些地方还惊奇地看到了双龛的神座，上面同时端坐着观音和财神，足见其在民众心中的位置。

     “民众是按自己的理解来安排神灵们在自己心中的地位。凡是与自己切身相关的，难免多烧几炷香。而香火越旺，在信众中的地位也便暗暗提高。将财神爷放到与观音并列的位置，正是民间心态的表达方式：财神对现今的生活太重要了，与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已经—般无二了。”

    刘教授认为，财神的升格，背后的缘由是整个社会对财富追求的神圣化。更明确地说，就是接财神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民间的重要风俗，也成了官观里的重要宗教活动，以及为信众提供宗教服务的重要方式。

     “从传统宗教看，财神实际上是道教的神仙。但现在佛教界，也纷纷‘造’出了自己的财神。我—个朋友告诉我，有次在出租车上居然看到一个‘接财神’的广告，凑近细看，原来是普陀山打的广告。”

     接财神的兴旺，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宗教膜拜，而是人们对金钱追求公开化、合法化的表现了。更是弥漫在整个社会上那种急于脱贫、急于发财心理的最准确表现。而这种社会心理也已强大到可以转变宗教的某些形式和内容，虽然在学术上，或在政治需求上，仍可解释为这不过是一种宗教与民俗的互动活动罢了，但在当代中国宗教本身产生了一些新型发展，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把‘财神’放进庙里，可能是在未来回过头来，研究当代中国宗教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影响是好是坏，现在很难做出结论。”刘教授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有神无神重和谐

    坦率来说，中国长期以来都有着对宗教的贬抑心态。1992年，中共中央19号文件的发布，才使得人们对于宗教的本质和社会功能，特别是在当代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功能，有了正确的认识。

    正如文件所说的那样：“从总的来看，宗教在当代社会里，起的正面作用是主要的，因为当代的宗教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着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爱国爱教的道路，而绝大多数信众对于宗教的皈依原因，也是主要从向善、行善、扬善的角度。”

    而从课题组收集的资料来看，信众选择信教原因，如前面所引过的，主要还是精神与文化的追求。宗教本身，其实是一种价值资源，遏恶扬善是目前大多数宗教的基本倾向。

    所以，当中国共产党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时，各宗教都抱着积极响应的态度，2004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思想，各宗教纷纷响应。

    刘教授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各种宗教场所，各种宗教，为满足信众的宗教需要提供了条件，让大约3亿多人健康、有序地过好宗教生活，这个过程本身是社会安定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中国宗教对于社会和谐所做的贡献。

    “因为这些人的精神有了寄托，心境安宁，而且还或多或少地从各自信仰中汲取了道德戒条，遵守着最基本的一些行为规范，大大增加了抵制社会上不良文化污染的能力。因为有信仰，才有希望，有追求，无论其追求的动力如何，向善的一面，远离恶行的一面，总是主要的。这样也大大减少了产生矛盾并且直接冲击社会的机会。”

    刘教授回忆，15年前，他给华东神学院、上海道学院上课时，就曾多次谈过，“我尊重那些真正有信仰的人，在当代社会里，最可怕的是什么信仰也没有，因为这样的人，要么没有任何生活的追求，要么就是没有任何约束，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后面这种人，可能会给社会和百姓造成直接的破坏。”

    “现在看来，当时的这些想法，还是站得住脚的。”刘教授对此十分感慨。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宗教本身具有两面性，既有积极的因素，加以正确引导，可以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文明与和谐发展提供助力，但也有其消极的负面影响，在特定的时间里，会成为某些人的精神枷锁，而如果被别有用心者所利用，会对社会稳定产生破坏。

    在调查中，不信教的、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的，占样本总人数的15％不到。